3月12日，湖南师范大学发了一篇微博：
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，能明白观察；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，在人前夸耀。——胡适
结果该大学迅速被围殴，各种各样的名词倾巢而出，有的还上升到“意识形态责任制”，有的甚至质问“该校有没有党委”。
我想说，这些人既不懂历史，更不懂什么“意识形态责任制”。用围殴的手段来施压一级党委，愚昧至极！像毛星火这种人，攻击大学，他看了几本书？！
1、引用胡适的教育名言，有什么错？
我想问一下，引用胡适的这句话，他说的对不对？
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，是教育家，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之一。说一个与我们都相关的例子，我们现在实行的中小学到大学的学制，就是胡适于1922年10月，在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期间拟定的，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1919年8月，胡适发表一篇评论，是这样说的：
《湘江评论》第二、三、四期的《民众的大联合》一篇大文章，眼光很远大，议论也很痛快，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。……武人统治之下，能产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，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。
《民众的大联合》的作者，是毛泽东。在北大期间，他就组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事，拜访过胡适，回到湖南后又写过信，希望胡适给予指导。
毛泽东给胡适的信
毛泽东后来回忆：
《新青年》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，由陈独秀主编。……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。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，一时成了我的楷模。
这段话见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，又名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
胡适的文风，明白晓畅，说理清晰，作为作家的尝试他不成功，但是他的政论文是超一流。他的文风有传人，你猜。
那些攻击湖南师范大学的人，连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都没读过吗？
湖南师范大学微博删除了“胡适”二字，没有删除整句话。删除名字，是懒得跟一些人在网上起腻嚼舌头，不是什么心虚；而这句话，的的确确没有必要删！
2、胡适的头上，从来没有扣过“汉奸”帽子。
五十年代，曾经集中清算胡适思想，三联书店出了8册书，我都读过，比如冠以买办思想，洋奴哲学等等各种名词，但就是没有“汉奸”“卖国”的字样。
胡适如果真的卖国，1946年就该和周作人一样被审判，怎么此前还出任了驻美大使？！
“九·一八”以后，胡适的言论，其实是国内智识界讨论国是的一隅，当时胡适主编的《独立评论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，各种言论都有。就像三国时代孙权面对曹操大军，武人主战，张昭主和，张昭并没有被称“吴奸”。
当时各地学生到南京请愿，青岛大学的教授闻一多、梁实秋阻止，学生们在黑板上画了两个乌龟。在南京，学生拦住蔡元培的车，把老先生揪下来一顿打。外交部长顾维钧主张和日本谈判，他的江苏同乡会发来电报，如果和日本人谈，就挖了他的祖坟。
胡适和顾维钧一样，主张务实接触，可是被视为软弱。而当年的实际情况是，既不接触，又无力阻止日军蚕食，就这样混日子，华北都要丢了。
南京中央政府的机构撤出了北平，宋哲元走了，留下个张自忠独自支撑，冀东伪政权召集北平的知识分子开会，要求先生们不要发表反日言论，当时只有胡适和傅斯年拍案而起，我们绝不会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！
胡适唯一让人不满的言论，是争取和平的论调，傅斯年就跟他拍桌子。没别的原因，打不过，需要争取时间。这与国内成熟的政治家看法没什么不同，只不过他大嘴公开说出来而已。他甚至援引列宁曾经割让100万领土给德国的例子，说列宁为了争取喘息机会。
历史是这样的，1931年到1937年，中国有了6年准备，才有了此后的5年独自面对日本的苦战。
世界反法西斯战争，是从1937年的中国开始的，不是1939年的德国入侵波兰。多少国人没有看到这一点？
把讨论当作“卖国”证据，是荒唐的。在国民政府没有决定全面对日开战之前，胡适给蒋介石的建议，是下决心东南全部打光，有了这个决心，才能开战，这个才叫理智。
胡适的预测是：
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，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，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，可以使我们的敌人霸权消灭。这也是不很可疑的。
但前提是中国要准备三到四年的苦战，才有可能促成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。
国内有几个文人有这样的眼光？
这就是蒋介石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的原因，除了他了解美国，更因为他的战略思路。
抗战期间日本人说，胡适忽悠了罗斯福，导致美国和日本彻底决裂，这个有点夸大；不过作为中国人，不但无视胡适的贡献，反而给他扣上汉奸帽子，这岂止是荒唐，简直是丢人。
3、胡适一生主要跟国民党作对，对共产党却是诸多同情。
有一种说辞，说蒋介石对胡适的死兴高采烈，作为胡适不是东西的证据。
如果从立场上说，蒋介石不待见胡适，那不正说明胡适反对蒋介石吗？
事实也正是如此，蒋介石晚年为啥对胡适咬牙切齿，却又不好发作？因为胡适反对他第三次出任所谓的“总统”，在报上公开反对！当时同在台湾的知识分子，什么钱穆，什么王云五，没有一个有这样的胆子。
胡适大半生是在大战国民党。北伐以后，1929年国民党实行训政，胡适大骂国民党扼杀言论自由，戕害人权，声称“孙中山都可以批评”，要“给国民党上反动谥号”，这都是他的原话，导致国民党政客对他一顿群殴。
1931年他在北平创办《独立评论》，对蒋介石围剿红军给予强烈批评，对工农红军相当同情。
胡适一生，有相当多的共产党朋友，早期的李大钊、陈独秀，后来又有蔡和森等人，至于他任北大校长期间，明知哪些学生是共产党，但他从来只当自己的学生，不问党派。
胡适晚期倾向国民党，为一个失败的政权鼓噪，这是事实。至于战犯，1948年12月25日，公布了43名战犯名单，此后我党报纸上称，“有人觉得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，例如军事上的…..许多教授和学生认为名单中应该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吹者胡适……”
胡适日记中的剪报
这时候胡适离开了北平，这个“认为应该包含”，是否属于认定的“战犯”，一直有争论：它有官方色彩，又不是官方宣布，而是群众“认为”。
这个不必繁琐考证，正式战犯名单中，李宗仁、傅作义都是。翁文灏是大学者，又是行政院长，当然是战犯，可是他1951年回到了祖国大陆。胡适如果不走，肯定就没这个新闻了。
胡适的思想，叫“改良主义”，他没有党派，他的思想和国共两党的主张都不同。1921年，他提出“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”，到五十年代，进而表达为“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，这话熟悉吧？与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，只有三个字的微小差别。
八十年代以来，学术界就开始再次研究胡适，社会上更是掀起胡适热，北大出了《胡适文集》，安徽教育出了《胡适全集》44巨册，胡适早已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话题。怎么今天还慌张了？
只能说有些人根本不看书，像斯诺的书，他们也不看。
胡适当年提出著名的五鬼乱中华，认为中国的最大敌人是“贫穷、疾病、愚昧、贪污、扰乱”，在30年代，这种说法让人不服，但是在今天，这话有价值。至少，今天我们要迈进现代化，愚昧肯定是敌人。